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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赋》赏析

作者:赵齐平  时间:2008/7/17 15:49:03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
  宋代的黄州,就是今天湖北黄冈。黄冈西北的长江边上,有一处风景胜地。那儿矗立着一座红褐色的山崖,因为形状有些像鼻子,人们就称它为赤鼻矶;又因为山崖陡峭如一面墙壁,所以它也被称为赤壁。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遭受政治迫害,被贬谪到黄州已经两年了。“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水中的鲜鱼,山间的新笋,江城的一切风物,都给政治失意的苏轼带来了莫大的慰藉。这时,他曾站立在江边赤壁之上,眺望如画江山,唱出了“大江东去”的豪放歌声。他还在七月十六日一个幽静的夜晚,驾舟畅游于赤壁之下的长江水面,写下了千古名作《赤壁赋》。
  这篇赋以游赏山水为题材,全文共分五段。开头一段先交代游赏方式、时间、地点和人物:“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方式是“泛舟”,时间是“七月既望”,于是才有后文关于江水、月亮的描写、议论;地点是“赤壁之下”,于是才有后文关于三国历史的追叙与联想;人物是“苏子与客”,于是才有后文关于宇宙人生见解的双方对话。这几句看去像一般游记文的寻常格套,却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作了这样的交代之后,下面接着总写游地的优美景色与游人的欢快心情。扣着“泛舟”二字,写水兼写风:“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简短二句,描绘出秋江的爽朗和澄净,这也正是游人悠然自得,怡然自乐的内心写照。扣着“七月既望”再写月:“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一边举起酒杯,与客共饮这秋江之酒,一边引吭高歌,吟唱古代咏月的诗篇。“明月之诗”“窈窕之章”,指《诗经•陈风》里《月出》诗的第一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这章诗描写诗人看到明亮月光下美人娇好的容貌和幽闲的体态,引起感情上的爱慕向往和烦闷不安。吟唱这样的诗,除了引出下文作者自歌“望美人”之外,在这里还有以“月出皎兮”召唤月亮飞临的用意。果然,一轮明月,冉冉升起了,“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斗牛本是两个星宿的名称,这里泛指夜空中少数明亮的星点。“徘徊”二字,不止写出月亮令人不易觉察的缓慢移动,逼真传神,而且写出被召唤出来的月亮对于游人的依依眷恋,脉脉含情,实际上乃是游人即作者对于冰清玉洁的月亮的无限愉悦。这时,在皎洁的月光的辉耀之下,秋江的夜色便历历在目了。你看,“白露横江,水光接天”,那茫茫的雾气、茫茫的江水、茫茫的夜空,经过月亮的银辉的浸染,显得浩瀚无边,浑然一片;游人的心境也随之疏朗、开阔,无拘无束,因而不由得“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就是说,任凭一叶扁舟随意漂荡,在“水波不兴”的辽阔江面上自由来去。这里虽然回应到开头的“泛舟”二字,但是游人所感受到的,倒不像坐卧舟中、漂游江上,而仿佛在浩荡的太空中乘风飞行,毫无阻碍,简直就要远离人世,悠悠忽忽地升入仙界里去了,所谓“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这开头一段,写“泛舟赤壁之下”,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尽情领略秋江夜色之美。清风、白露、高山、流水,再加上月色、天光,完全足以供人赏心悦目,作者也确乎陶醉于其中,以致感到进入了“羽化而登仙”的境界,而读者又通过作者这样精彩的描写,有如亲临其地,与作者同享那“泛舟赤壁之下”时的良辰美景。通篇《赤壁赋》真正描写“泛舟”游赏景物的,也主要是这开头一段,它正面写了一个“乐”字。
  接着第二段是过渡的部分,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所谓承上,就是继续描写“泛舟”时的欢快心情。“于是饮酒乐甚”一句,点出“乐”字。“乐”借“酒”来助兴,“酒”又增添“乐”趣。古人往往“痛饮”伴随以“狂歌”,作者在“饮酒乐甚”之后自然也情不自禁地“扣舷而歌之”了。比“举酒属客”进了一步,是“饮酒乐甚”;比“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进了一步,是“扣舷而歌之”,唱自己即兴所作的歌词。这种深入一层的写法,并非仅仅为加强突出“泛舟”时的欢快心情,主要是为着带来下文感情的变化,以引出一番议论。关键在“扣舷而歌”的歌词。歌词是:“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指所倾心的对象,代表一种理想的追求。歌词显然是从《月出》一诗生发而来。“流光”,指江面上闪烁荡漾的月光,不就是“月出皎兮”么?“美人”,即漂亮的心上人儿,不就是“佼人僚兮,舒窈纠兮”么?“渺渺兮予怀”,表现临风怅惘,思绪黯然,不就是“劳心悄兮”么?但这歌词与单纯的民间情歌已有不同,它所表现的是政治感慨,是作者在遭受贬谪之后,仍然坚持对生活的执著态度,坚持对朝廷政事的关切,而不甘沉沦。这在写游赏赤壁的《念奴娇》词中,赞美年轻有为的“三国周郎”,感叹自己“早生华发”,就表现得更为明确。不过,“击空明兮溯流光”,看到江水之阔,面对宇宙之大,难免产生知音何处之感,而发出天各一方之叹。在游赏之“乐”当中,已然包含着淡淡的哀愁了。对于苏轼在歌词中表现的这种政治感慨,他人是未必能了解、体会的。“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这位为苏轼歌唱伴奏的客,正是按照他自己的感受吹箫的,因而那箫声就别是一种悲凉幽怨的调子:“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一曲洞箫,凄切婉转,竟然引得潜藏在洞壑里的蛟龙都难以宁静而舞动起来,引得独处孤舟的寡妇不由得感伤身世而哀哀哭泣。苏轼借助于夸张、想象,运用精细的刻画和生动的比喻,把洞箫那种悲咽低回的哀音表现得十分形象、真切,使人如闻其声,几乎也要凄然下泪。这箫声,当然与“饮酒乐甚”的气氛很不协调,而且当然要引起苏轼的惊讶。“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苏轼郑重其事地向客询问,于是由客的回答带出这篇赋的第三段文字来,这就是启下。承上写“乐”,启下写“悲”。第三段通过“客曰”,从反面揭示一个“悲”字。
  客之所以“悲”,在触景伤怀,有感于人生短促。眼之所见,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这很容易联想到曹操的诗句,所以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而且,身之所在,又正是曹操赋诗的长江赤壁,这自然会进一步联想到赤壁之战,所以说:“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发生在现在湖北武昌县西、嘉鱼县东北的赤矶山,一说在蒲圻县西北的赤壁山,总之,不在黄冈的赤壁。苏轼不过是因为地名相同,便信手拈来出之客口,寄托遐想,抒发感慨,并非对于历史无知。他在《念奴娇》词里就说:“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所谓“人道是”,即在表明原属传闻,实无依据。在这里,借着景物、地点的关合,从客的口中,用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来感叹现实人生。景物还是曹诗中所描绘的情状,地点还是曹操曾经赋诗后来又被周瑜战败的处所,底下就有一个问题:当时不可一世的曹操现在哪儿去了呢?“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曹操在建安十三年七月,击走刘备,攻破荆州,又率领浩浩荡荡的军队,沿江而下,战舰千里相连,战旗遮天蔽日。他志得意满,趾高气扬,在船头对江饮酒,横握长矛朗诵自己的诗篇。这么个“一世之雄”,尚且随着“大江东去”而销声匿迹,那么,默默无闻的平庸之辈就更连影子都不曾晃动一下便悄然消失了。所以客说:“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客认为他和苏轼既不在中央朝廷,又不在地方官署,谈不到政治上有何作为,事业上有何建树,只不过在江岸水洲,过着渔父樵夫的生活,鱼虾是伴侣,麋鹿当友人,划着小船,举杯相劝,那微不足道的生命,简直短促得像永恒天地里仅能活几个小时的蜉蝣,渺小得像茫茫大海里一颗丝毫也不显眼的米粒。这样就连同曹操都不能相比了。客再回到眼前所见的长江、月亮,推广开去,把人生与宇宙加以对照,一方面“哀吾生之须臾”,另一方面“羡长江之无穷”,进而希望“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即与仙人相交,与月亮同在。但是,“知不可乎骤得”,那本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而忧伤愁苦,并把这忧伤愁苦通过冷清秋风里的箫声传达出来,“托遗响于悲风”,点出了“悲”字。
  第三段写客的回答,表现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和虚无主义思想。把人类社会同宇宙自然对立起来,又把个体的人同社会整体加以分割,那当然看不到全部历史舞台上威武雄壮剧的持续演出,也看不到人类虽然依赖自然但更有改造自然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这就是悲观厌世或消极出世思想的认识论根源。对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当他们政治失意或生活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就陷入这样的苦闷与迷惘。苏轼也是如此。客的回答,其实正是苏轼自己贬谪黄州后思想感情的一个方面。《念奴娇》词不也说“人生如梦”么?而这样的思想感情,作为社会人生的抽象认识,却被苏轼结合着景物地点的特征,从历史到现实,从具体到一般,用诗一般的语言表现出来,使读者一点也不感到有任何枯燥的说教意味。更为重要的是苏轼同样结合着景物、地点的特征,同样用诗一般的语言,批评了客的回答,表现了苏轼当时思想感情的另一个主导方面,全文至此遂以“苏子曰”开始而进入第四段。
  因为客曾表示“羡长江之无穷”,又希望“抱明月而长终”,所以苏轼还是拾取眼前景物,从地面上的江水和天空里的月亮说起:“客亦知夫水与月乎?”这一句仿佛京剧行腔中的“导板”,将引出一节精彩的唱段,而那种疑问式的语调则又表明客其实不能从江水、月亮得出关于短暂与永恒这一哲学范畴的正确认识。关于江水,苏轼认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意思是江水不舍昼夜地滔滔流去,作为某一段江水,确乎从这里消失了,而作为整个江水,则始终长流不绝,因此可以说“未尝往也”。关于月亮,苏轼认为“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意思是月亮有时圆满,有时缺损,但它缺了之后又恢复圆,这样周而复始,终究无所增减,因此可以说“莫消长也”。列举江水、月亮说明去留、增减的辩证关系,作者再归纳到一般的认识原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就是说,变与不变,无论宇宙还是人生,都是相对的。如果从变的角度来看,岂但人生百年,顷刻即逝,就是向来认定的天长地久,其实也是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曾保持常态;而如果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则宇宙万物固然无穷无尽,其实人生也一样绵延不息。因此,对人生而言,那天地宇宙万事万物,“而又何羡乎”?自然也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
  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只能说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作者不同意看问题绝对化,注意到事物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但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因为作者沿袭了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而相对主义否认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抹煞事物质与量的实际界限。同时,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固然表现了他对政治迫害的蔑视,对于所追求的理想的坚持,身处逆境依然那么豁达、开朗、乐观、自信,但也表现了他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往往包含着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从流连光景中寻求精神寄托。所以他在“而又何羡乎”一句之后,掉转笔锋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要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前人说过“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恰好切合苏轼眼前的景物,“江上之清风”有声,“山间之明月”有色,江山无尽,天地无私,风月长存,声色俱美,他正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这,又回到了“乐”字上来。
  文章写了主客对话,表达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最后以第五段作结。第五段写客被苏轼说服了,满面春风,换却愁颜。“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这次更加欢快,不免开怀畅饮,直到“肴核既尽,杯盘狼藉”。客解决了思想问题,心情舒畅,无所忧虑,于是同苏轼“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跟文章开头的“泛舟”“月出”遥相呼应。一枕好睡醒来了,一宿晚景过去了,一次赤壁之游结束了,一篇《赤壁赋》也随之收尾了。而读者则在经历了一番江上月夜泛舟,听取了一场关于宇宙人生的对话之后,却还久久地沉浸在作者优美笔调所表现的诗一般的意境之中。
  作为游记文,固然要描写山川风物之美,《赤壁赋》也确乎使我们从它所刻画的自然景色中获得了艺术享受,但是,如果文章仅仅停留在山川风物本身,那意义与价值毕竟还是有限的,而《赤壁赋》则正是通过赤壁之游以表达对宇宙人生的见解。作者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我们当然不会完全赞同,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走出监狱到达流放地而几乎丧失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一点也不灰心丧气,并且那么坦荡、旷达,具有强烈的生活信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表达对宇宙人生的见解并没有脱离赤壁之游的特定环境、条件,而把理论的反复申述跟感情的起伏变化及文章的层次结构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抽象的观点具有形象性与感染力,并把读者带进一种颇有几分迷幻色彩的艺术境界。这,就是哲理与诗情的高度融合。
  还应该看到,《赤壁赋》是采用赋的体裁来写的游记。赋在汉代主要以铺张渲染为能事,排列许多怪异生辟的词汇,宏篇巨制,繁缛富丽,叫大赋。后来出现一些抒情咏物的小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了大赋的排比句法,接受了骈文的影响,讲究对仗工稳、字句整饬,叫骈赋。从唐代开始,科举考试中写赋,按照诗歌声律,不但严格要求对偶句式,而且限制用韵,规定平仄要配合、音调要谐和,叫律赋。宋代的散文大家欧阳修、苏轼等人写赋,有意打破这种声律字句的限制,使之如散文那样富于伸缩性,能够自由挥写,叫文赋。《赤壁赋》就是宋代文赋的一篇优秀代表作品。我们稍不注意,还以为它是普通的散文,其实它是押韵的,也有排比、对仗的句子,而主客对话的方式,又是来自汉代的大赋。不过,它没有大赋的板重、堆砌的毛病,也没有骈赋、律赋的形式束缚,正体现了苏轼散文的“行云流水”的艺术风格;其中造语而多有变化,用典而不拘故实,写景而富于想象,抒情而兼用夸饰,又可以看出苏轼文学创作的革新、解放的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色调。
  大约是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象芝麻大的黄色、黑色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就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有一阵清脆的鸟叫声,便问旁人:“这是什么鸟?”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有何区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被贬惠州,后再次遭贬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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